一個小小的斗爭火種，有時會引發一場熊熊燃燒的革命烈焰。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國革命形勢。5月舉行的上海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大罷工，就如同火種被點燃，迅速形成燎原之勢，迎來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。

    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，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來，中國共產黨于1925年1月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。出席大會的代表20人，代表全國的黨員994人。

    中共四大后，各地黨的建設出現了一個新局面，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。據不完全統計，到1925年5月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，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，各地工會已有160多個，擁有有組織的工人約54萬人。廣東建立農民協會，會員達20多萬人；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，各地學生聯合會也有數百萬人。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覺悟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。

    1925年5月30日，上海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，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。多年來深埋在中國人心里的對帝國主義的怒火一下子噴發出來，形成工人罷工、學生罷課、商人罷市的局面。

   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，五卅運動的狂飆迅速席卷全國，各階層廣大群眾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。北京、廣州、南京、重慶、天津、青島、漢口等幾十個大中城市和唐山、焦作、水口山等礦區，都舉行成千上萬人的集會、游行和罷工、罷課、罷市，各地約有1700萬人直接參加運動。

   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五卅運動，是中華民族直接反抗帝國主義的偉大運動。中國共產黨在此過程中得到很大發展。黨員從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，到年底已發展到1萬人，增加了10倍。不少原來沒有黨組織的地方，如云南、廣西、安徽、福建等，也都建立了黨組織。

    就在全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同時，國民黨內的右派加緊了反共活動。特別是五卅運動后，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蔣介石的反共活動便逐步加緊，新右派勢力逐步抬頭，革命高潮中也潛伏著巨大危險。

    沒有革命的理論，即沒有革命的行動。五卅運動前后，黨的領導人在及時總結革命實踐經驗的基礎上，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，在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、資產階級和農民問題、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、武裝斗爭問題等方面的認識和理解得以進一步提升。這來自于1925年生動豐富的革命實踐，反過來又對推動革命事業繼續發展起了重要指導作用。

    當然，這種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。正如毛澤東在1925年秋所作的《沁園春·長沙》中所描繪的那樣，既有“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”的豪邁，也發出了“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”的感慨，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中國共產黨人的探索心聲。